Abstract: Krashen’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is widely employed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but the results failed to meet the first wishes, which makes teachers to consider whether acquisition theory can totally agree with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China. In the artic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cond language and foreign language is presented and un-agreement of Krashen’s theory with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ality is pointed out.

 

 

    第二语言习的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当数克拉申（S. D. Krashen）。克拉申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师，他从70年代初开始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他在Chomsky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而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基于对以下五个“假说”的阐述：

并多次在他的著作及文章中阐述他的输入假说。克拉申认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ve input），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而他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信息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习得。如果习得者现有水平为“i”，能促进他习得就是“i+1”的输入。根据克拉申的观点，这种“i+1”的输入并不需要人们故意地去提供，只要习得者能理解输入，而他又有足够的量时，就自动地提供了这种输入。按照输入假设，说话的流利程度是随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达到。

    1. 学习与习得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

    2. 监控假说（The Monitor Hypothesis）；

    3. 中介语假说/自然顺序假说(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4. 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

    5. 情感过滤假说(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其中，学习与习得假说是五个假说当中最重要一个，其核心是认为对成年人第二语言的学习有两种基本的方法：学习与语言。所谓习得，是指在主要特征方面类似于儿童学会他们的第一语言或者母语过程的一种潜意识过程；所谓学习则是指为了“了解”语言而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过程。而这两者是不能相互融合的。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中，许多老师把克拉申的理论全盘的引入教学的实践，但是稍微对这个问题深究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外语就等同与第二语言么？英语作为外语在中国的教学真的可以全盘照搬别人以第二语言为基础得出的研究成果么？[1]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外语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进行界定。在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一书中，Stern 是这样定义第二语言的：“the language which plays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mother tone in a country, as French in Canada, English in Singapo and India, etc.” 为了国家的稳定和民族间的团结，这些国家的政府采用了不止一种官方语言。并由此产生了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说。而在克拉申所处的美国，第二语言对于那些移民者来说就是当地的官方语言，即英语。作为世界上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有着“大融炉”之称—无论移民者来自哪个国度，他/她都必须尽力融入到这个环境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英语就成为他们必须学会的语言，对身处美国这样的英语环境当中的他们来说，他们以前的母语是第一语言，英语是第二语言。有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在把英语作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第二语言，因此，如何学好英语这样的第二语言就引起了美国专家学者的关注。在研究中，人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习得” 第二语言究竟需要什么条件？作为一种培养和掌握语言的能力，“习得”指的是对语言调用的熟练程度和能力；而这种调用应该是在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和意识作用下完成的，这一过程类似于母语的习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所关注的不是语言的形式而直接使所欲表达的语言意义—即对语言形式的关注是在无意识中自动完成的，而“学习”语言的过程却不是这样的，它会有意识的关注所表达语言意义的形式，并进行有意识的调整。可以说“习得”的过程是以意义为中心，而“学习”的过程则以形式为中心。

    例如，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学生更多的要关注英语的语法，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老师也是这样操作的。英语在中国只是作为一门外语来教授的，而不是人们交流所必须的语言，所以英语在中国没有构成第二语言的条件。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     缺乏纯正的语言环境；

    语境是语言学习的重要条件和元素。它不仅影响着学习者学习语言的的态度和目的，同时也决定着语言学习者语言接受的有效率和语言输出的质量。

在美国，英语对那些移民者来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语境的，他们所接受到的都是纯正有效的语言：老师的水平和同学间交流的机会都给了学习者良好的语言输入；在课外，他们同样是和操英语母语的人交流，他们对语言的练习，对所学的强化都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学习者犯了某些语言上的错误时，只要不对彼此的交流构成影响，是不会有人来打断和刻意纠正的，这就给学习者很大的信心和成就感，因此对语言学习的热情和信心都会加强。

反观英语学习者在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没有第二语言学习者所拥有的语境，课堂是他们接触英语的主要场所，这时候的语言学习者不是在对英语进行“习得”，而是在“学习”—对语音、语调、单词、语法等的学习；因为是学习，所以他们会把英语当作和其他学科一样来加以比较和研究，就像学习数学、物理、化学那样，努力的找出“正确”的表达方式，因为有对“正确”的追寻，所以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总是在检查自己所输出的表达是否有错误，同时听着作为和他/她一样的学习者，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判断对方话语的正误，而不是主要在获取信息，一旦错误出现，就有人会纠正或者停下来重复正确的表达，长此以往，学习者的语言积极性被打消，英语就变成了一门真正的学科，离他们学习的初衷远去。而在课外，对于中学生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英语的语境可言，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时间问题，其次是母语的强大影响力。

    2. 缺乏第二语言学习者强烈的动机；

    动机是语言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学习语言的动力所在。Gardener and Lambert 把动机分为 “integrative motivating” and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前者是指希望通过目标语言的学习来融入某一个群体的愿望，如美国移民想融入当地人美国人的群体；后者则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所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如参加考试或者谋求某种职位等。

实验显示，拥有前者动机的人在语言学习过程的效果比拥有后者动机的人要好，因为他们要迅速的通过融入某个群体来获得一种人类最基本情感—归属感的满足。Krashen and Terrel 指出：第二语言不仅是生活的必需，而且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例如，英语的水平不仅影响着他们就业的机会，而且也直接影响着他们所遭受到的种族压力和生活中对平等权利的争取，是他们“美国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中学的英语学习者则主要是为了参加考试而学习英语。对整个群体来说，他们英语的水平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够成直接的影响；即使他们学不好英语，人们顶多认为他们像没有学好数学或者化学等其他学科一样。

    3. 缺乏潜意识过程

    Corder 认为，外语的学习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如上所述，在中国，英语无疑是一门外语，由于时间和语境的限制，中学的外语教学不可能就语言中的许多不明之处进行周详的谈论，外语学习者只有自己找机会来联系语言：参加英语角、看英语电视节目、读英语报刊杂志等，学习者在这些活动中努力的总结英语的规律。他们必需要思考如何应用这种规律，而这种思考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

    所以，英语作为一种外语在中学的教学中只能是一种有意识的学习，而不是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习得。

    近年来，中学外语教学尝试了很多的国外教育教学理论，这无疑是对我国的中学外语教学工作有很好的促进和启发作用的；但如果对所应用的理论没有清楚的认识和思考，我想其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英语，作为一门外语还没有构成一门第二语言的条件，尤其是在中学这样一个学习时间和条件都很有限的环境当中；而外语的学习是一个有意识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个无意识的习得过程，盲目的照搬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理论应用到中学的外语教学中都是不合时宜的。无可否认，克拉申的语言学习理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吸收其理论精华的同时，加强理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Rosamond Mitchell, Florence Myle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张明林,  “九十年代语言习得的新发展与新启示”,

（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J], 200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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